“大约400年前，联通两国的‘万里茶道’正是从喀山经过，将来自中国武夷山地区的茶叶送至俄罗斯千家万户。”当地时间10月2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在喀山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时说起了中俄历史上的“万里茶道”。

　　自17世纪开始，随着俄罗斯市场对茶叶的需求不断增加，中国商人贯通了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北达俄罗斯圣彼得堡，长达1.3万公里的茶叶贸易之路。这条“万里茶道”曾是联通中俄的“世纪动脉”。

　　今天，在我国富庶的江汉平原南沿，幕阜山北缘，湖北省赤壁市赵李桥镇东南角，坐落着一个名叫“羊楼洞”的村子。在明清与时期，羊楼洞村以砖茶集散地闻名，也因此成为中俄万里茶路的一个重要源头。

　　提到“赤壁”这个地名，相信十个人有九个会联想到东汉末年那场奠定天下三分的赤壁之战。赤壁所在地，原本叫“蒲圻”，以湖多盛产蒲草（古时编织的材料）形成集市而得名。大约是因为这个地名既难读又无甚知名度，所以1998年时，蒲圻市就正式改名赤壁市（县级），由地级咸宁市代管。

　　但赤壁市又不光是有着“赤壁之战”的古战场，还是一方茶叶生产的沃土。茶树是一种带和热带多年生植物，喜湿润、光照，忌渍水，要求冬季不严寒，夏季不酷热，年均温度为13-18℃，年降雨量1000毫米以上。而赤壁所在的鄂南、湘北一带，山峦重叠，雨量充沛，气候温湿，加上当地土壤多酸性红壤和黄壤，富含游离的铝、铁离子，不太适合南方许多常见农作物（如水稻）的生长，却适合要求酸性土壤的茶树、楠竹、杉树等林特产植物的生长。所以自古以来，这片地区就已种植茶树，出产茶叶。

　　早在三国时期，张揖就在《广雅》里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若以此为准，鄂南地区植茶的历史可追溯到1800年前。一个多世纪后的陶潜在《续搜神记》中写道：“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遇一毛人，长丈余，引精至山下，示以丛茗而去。”

　　在陶渊明生活的晋代，武昌郡下辖七县，今赤壁及其周围数县皆在其境，而多山之处，唯横亘今赤壁、通山、崇阳等地的幕阜山脉而已。《续搜神记》所载多荒诞不经之事，但这则故事的出现，倒也证明了一点，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鄂南茶区生产的茶已颇具特点，质量既好，影响也大。

　　从唐始，今天的湖北南部地区开始将野生茶人工栽培成为茶叶，出现“惟以植茶为业”的专业茶农。五代十国后蜀毛文锡所著《茶谱》记载：“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皆产茶，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疼。”宋代地理志书《太平寰宇记》同样记载：“鄂州蒲圻、唐年诸县，其民……唯以种茶为业。”到清代，《清史稿·食货志》记载：“湖北由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七州县引领，发种茶园户经济坐销。”

　　元明以降，囿于团饼茶制作过程中的耗时费力南宫NG·28下载、损香等缺点，散叶茶大为盛行，成为汉地茶叶制作型制的主流。而唐代以来，在民族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饮茶习俗也逐渐被边疆少数民族所接受。唐代《封氏闻见记》就说：“（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

　　如此一来，适宜长途运输的砖茶（及其前身）就成了中原政权与边疆各民族“互市”的重要商品。《清史稿·食货志》记载：“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

　　为什么会是茶马互市呢？明初的大才子解缙在《送习贤良赴河州序》里有一番见解，在他看来，番人认为中国货中最好的就是茶，好比古人认为夷番货中最好的就是马一样，茶之于夷人，如同中国人之酒醴一般。西、北高寒，多以肉食。“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茶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动物脂肪分解，而且可以补充当地日常饮食中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自然受到他们的青睐。

　　令人吃惊的是，这条通往塞外的“砖茶之路”最后延伸到圣彼得堡。这座城市以彼得大帝为名南宫NG·28网址，之后也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首都，是一个面向欧洲的桥头堡。如同其他语言一样，俄语里的“茶”（чай）发音也来自汉语。如今，茶叶据说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家庭饮料”。人认为茶叶具有舒心、提神、醒脑、养气、去闷和解忧的功效，在工作之余，喝上一杯茶可以消除疲劳，恢复精力。在俄罗斯几乎人人喝茶，按人口计算的茶叶消费量可以排到世界前列。

　　说起来，俄罗斯的前身莫斯科大公国原本是个欧洲国家，为什么俄罗斯人会变得酷爱饮茶呢？这与历史上人与东方的接触有关。这方面的一个证据就是，在茶具使用上，人习惯用一种带有支架和把手的热水壶煮茶，这种制茶方法与中国主流泡茶方式不同，但与蒙古地区饮用洞砖茶时的方式相近。

　　从历史上看，1638年，一个使团奉命出使喀尔喀蒙古阿勒坦汗（鄂木布额尔德尼）。蒙古人当时已经热衷饮茶。于是阿勒坦汗就用茶招待客人，还向使节回赠200包、共达4普特（大约64千克）的茶叶。起初，从来没见过茶叶的使节打算拒绝这些闻所未闻的礼物——因为他们不知道“被放入其中的是树叶还是草叶”，好在最后他们还是收下了，这也成为茶叶进入的开始。

　　这种神奇的饮料让人感到惊奇。为此，1675年受沙皇派遣来到中国的俄籍希腊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米列斯库在出使报告里甚至详细记载了中国的茶叶：

　　“那些叶子长时间保存在干燥的地方，当再放到沸水中时，那些叶子重又呈现绿色，依然舒展开来，充满了浓郁的芬芳。当你习惯时，你会感到它更芬芳了。中国人很赞赏这种饮料。茶叶常常能起到药物的作用，因此不论白天或者晚上他们都喝，并且用来款待自己的客人。”

　　随着对茶叶认识的深入，中国茶叶从贵族阶级向下扩散，逐渐在普通的人中传播，终于使得俄罗斯人形成全民族的饮茶习惯。

　　位于亚欧的北部，气候条件完全不适合茶叶种植，所需茶叶自然需要从中国进口。18世纪前期之后，得到茶叶的地点，是恰克图。此地位于色楞格斯河与鄂尔浑河交汇处，北距西伯利亚重镇伊尔库茨克仅100千米，往南150千米即是喀尔喀草原上最大的城市库伦（今乌兰巴托）。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界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市，河北划归，河南中国境内部分称为“买卖城”。恰克图和买卖城的商人可以自由往来，不受限制。中国的商队往买卖城来，一般自每年9月下旬始，至同年11月止。因为11月份天气已很冷，塞北的雪早已飘飘洒洒地下了。冬季到来，货物也到齐后，双方商人的交易就开始了。

　　从地理上看，的远东地区与清朝毗邻。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当地最早养成饮茶的习俗。“18世纪末以前，市场上消费中国茶的主要是西伯利亚人。输俄茶叶以砖茶为主，西伯利亚人混以肉末、奶油和盐饮用。”“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茶。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无论你走到那家去，必定用茶款待你”，“砖茶在外贝加尔边区的一般居民当中饮用极广，极端必需，以致往往可以当钱用……在出卖货物时，宁愿要砖茶而不要钱，因为他确信，在任何地方他都能以砖茶代替钱用。”

　　随着人对饮茶嗜好的加深，对茶叶的需求与日俱增。在恰克图—买卖城的贸易中，茶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进入19世纪后，西伯利亚总督斯波兰斯基甚至说过这样的话：

　　因此，茶叶成了恰克图（买卖城）贸易的中心。无论对于西伯利亚，还是欧洲部分，茶叶都成了必需品，西伯利亚和莫斯科商人都投入了茶叶贸易。到19世纪初，中国对毛皮需求开始缩减，而茶叶输入额几乎增长了5倍：1750年运来7000普特茶砖和6000普特白毫茶，1781年运来这两种茶总计24000普特。而在中国输往的全部商品出口额中，1802-1807年间茶叶占42.3%，1841—1850年间已经上升到 94.9%。“由于恰克图茶是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所有其他贸易都是跟着它转。”“中国的茶叶变成了真正是的第一需要的商品时”，“换回茶叶，这是（恰克图）交易的首要目标”。

　　恰克图在和西欧历史文献中享有“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的美誉。来自羊楼洞茶区的砖茶，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呢？

　　第一步，洞砖茶先由长江水运抵达汉口，然后改道汉江上溯襄阳，起岸；再由陆路马匹驮运，一路向北。这之后，先走河南社旗，过平顶山、洛阳，渡黄河入太行，穿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再在鲁村换畜力大车，经太原到大同，至此分作两路：东指张家口，称东口货；西行至包头，称西口货。西口货的转运路线是经山西北部的杀虎口先转运到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之后再北上途经二连浩特、库伦转运到恰克图。东口货沿张家口至库伦的大道，途经库伦直达贸易重镇恰克图。

　　而在进入境内之后，经恰克图转销的砖茶向西可以到达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与乌兰乌德，再经过新西伯利亚、秋明、叶卡捷琳堡、雅罗斯拉夫、莫斯科等城市，最终可抵万里之外的圣彼得堡。砖茶运到这些大城市后，俄罗斯人又依照欧洲习惯往红茶中加糖加奶，借着这热气腾腾的红茶来抵抗漫长而严寒的冬天。

　　从羊楼洞算起，沿途先是肩挑车推，再是船行江河，接着是骡马，最后是驼队。一路之上，运力耗费相当惊人，以骆驼队为例，俄方有关部门曾估计：“根据运抵恰克图的茶叶和商品的数量来估计，大约投入了一万头骆驼，而靠这些骆驼在11月至翌年2月底所运抵的白毫茶达7万箱，其余3万箱商品视道路的情况（是否泥泞），往往在当年年底前就运抵。”

　　时间成本也同样惊人。茶叶从中国南方茶源地的种植者到达俄罗斯消费者手中，需要辗转一两年。即便如此，人仍旧感叹：“输入的茶叶在味道上和质量上，比从广州运到欧洲的茶叶好多了。这两种茶叶也许原来一样的好。但是，据说经海洋运输大大损害了茶叶的香味。”

　　的确如此，海路运费固然廉于陆路，然而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潮湿的海洋气候往往使茶叶失去原有的芳香，甚至发霉变质。

　　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国门逐渐打开。1861 年，汉口开埠。一批批茶商看准这一商机，直接深入湖北采购茶叶，在茶叶产区羊楼洞建立砖茶厂，又很快将砖茶厂搬至汉口，将蒸汽机首次引进武汉，砖茶制作告别手工，变成机器生产，产量大增。俄商在进行洞砖茶运销时放弃了华商从汉江北上的运茶路线，他们认为此道路途漫长且艰险，路上耗时太长，成本太高。于是俄商改走长江，从汉口沿长江顺流而下到上海，再海运至天津，然后从紫竹林登陆，沿海河到通县（今属北京），再通过张家口的张库大道将洞砖茶运到库伦，最后北上至恰克图。

　　俄商开辟的这条洞砖茶运销线路，从路程和时间上来计算，都比传统路线节省很多，从而大大降低了运茶成本，交易量因此扶摇直上。19世纪80年代，中国输俄砖茶年均28万多担，19世纪90年代提高到超过40万担，20世纪头10年， 年均产量超过46万担。“装备着现代化机器，雇佣中国工人数千人”的俄商砖茶“各工厂都在尽其所能地从事制造”。1915年羊楼洞砖茶贸易最为兴盛之时，羊楼洞茶区茶园面积达37200多公顷，超过湖北茶园总面积的一半。实际上，近代的羊楼洞砖茶几乎成了一种“特供”的产品，每年输俄量约占砖茶出口总额的99%。因此有人感叹，砖茶贸易“都为供应俄人的需要”。

　　1917年后，随着沙皇政权在中倾覆，在汉口的几家俄商茶厂相继关闭，俄商独占汉口茶市半个多世纪的局面从此结束。几乎与此同时，1918年，粤汉铁路（今京广线南段）与京汉铁路通车，在西距羊楼洞4千米的地方设有赵李桥火车站，砖茶可直接由赵李桥上火车北运，而不再经水路中转。近两个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终于淡出历史舞台，往昔的繁忙也逐渐归于沉寂。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这条长达万里的茶叶运销古道，成为沟通中国与欧洲茶叶贸易的桥梁和纽带，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喀山迎来“金砖大家庭”历史性扩员后的首次会晤，中俄“万里茶道”也将焕发新生机，续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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